淬炼三年砺初心，笃行不怠赴医途————我的住培成长之路

　　凌晨一点，护士站的电话铃声猝然撕裂寂静，家属焦灼的询问声、病房里老人微弱的喘息声，还有我紧张不安的心跳声。我攥着那张厚厚的报告单，嘴里吐出的话模糊却沉重：“患者目前病情很重，随时可能出现心脏骤停，随时准备抢救。”每个字都像从喉咙里硬拽出来的。那是我第一次在全科独立上夜班，那个漫长的夜班，像一道无声的分水岭。我忽然觉得，“医学生”这三个字正在从身上一片片剥落，而另一重身份—“医生”正带着灼热的温度，慢慢生长出来。是什么催生了这场蜕变？答案指向这三年风雨兼程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。是回炉重造，把书本碾碎再铸？还是一场从“学”到“医”的浴火涅槃？三年过去，回望来路，答案已渐渐清晰。

　　叩门—从“纸上谈兵”到“真枪实干”

　　在本科期间，我每天都在“背书-考试-背书-考试”的无间道里循环往复。内科、外科、诊断、妇科、儿科……一本本比砖头还厚的书，被我翻到卷边、掉页，上面画满了五颜六色的重点。那时我心中有所谓的“考试神器”—考前突击、重点押题和一点点“玄学”。面对选择题，我练就了一身“排除大法”。哪怕某个知识点完全没印象，我也能根据题干里的蛛丝马迹，配合老师讲课时不经意间的语气重音，把正确答案“推理”出来。实在不行，还有终极大招——蒙！“三长一短选最短，三短一长选最长，实在不行就选C”。靠着这四分之一甚至更高的概率，我总能在考场上化险为夷。然而，这招在我规培轮转、第一次被派去独立问病史时，瞬间失灵了。在呼吸科，老师指着新入的患者，一个蜷缩在被子里、侧身对着门口的老人说：“同学，你去把3床的病史问一下，回来简单汇报给我。”我脑子“嗡”地一下，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往头上涌。我拿着病历夹和一支黑水笔，一步一步挪到床边。我该怎么称呼他？叫“大爷”？叫“老先生”？我就这样杵在床边，手里捏着笔，本子一片空白，嘴巴像被缝上了一样，足足站了可能有半分钟。最后，我憋出一句干巴巴的：“您……您好，我是新来的大夫，来问一下您的情况。”老人慢慢转过头，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随着而来的是一连串剧烈的咳嗽。我完全被打乱了节奏。脑子里翻江倒海地搜索着“问病史模板”：主诉、现病史、既往史、个人史……但这些条目似乎都没有那么重要了。我磕磕绊绊地问：“您……咳嗽多久了？”老人喘匀了气，用沙哑的嗓子说：“咳了好多年了，一直这样，没断过……”然后，就没了。我试图追问：“那……有没有痰？什么颜色？”“咳的时候心口痛不痛？”“晚上能躺平睡吗？”接连三四个问题，深怕问不完，但问烦的大爷不再理会我。最后，我实在撑不住了，对着大爷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，说了句“大爷先休息，我等会儿再来”，几乎是逃跑一样冲回了办公室。那一刻我刻骨铭心地懂了：原来临床没有给你四个选项、让你挑一个正确答案的单选题。摆在面前的，全是题干隐晦、条件不充分的多选题，甚至是需要你从头梳理、条分缕析的开放式论述题。而我的知识储备，连题目都读不懂。后来，轮转到了不同科室，老师们各有专精。呼吸科江占世老师手把手地教我胸腔穿刺，反复强调“肋骨上缘进针，避开肋间神经和血管，必要时可依据B超定位”；消化科王彩艳老师演示腹腔穿刺时，讲“反麦氏点”如何选择。在技能培训中心，我对着功能齐备、皮肤手感逼真的高级模拟人，日复一日地练习：消毒、铺巾、戴手套、定位、穿刺、抽液。每一个动作都被分解、量化，直到形成肌肉记忆。但理想和现实之间，隔着一层真实的、有温度、有弹性的皮肤。第一次在真实患者身上操作，是在消化科做腹腔穿刺的助手，老师让我负责消毒和局部麻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一次性无菌穿刺包，开始戴无菌手套，手套仿佛有自己的意志，手指部分总是黏在一起。我屏住呼吸，用翘起的指尖小心翼翼地调整，满头大汗。当老师示意我进行局部麻醉，我把注射器连接备好，进针！针尖穿过表皮时有一层阻涩感，然后突破真皮层时，似乎有一种轻微的、纸被撕开的“噗”的顿挫感。紧接着，我抽动针回抽，确保没有误入血管。就是那第一针下去，皮肤轻微的阻涩、针体穿透组织时细微的震动、还有患者腹部的呼吸，这种种真实的感觉像一道电流打在我指尖。模拟人不会呼吸，不会因疼痛而肌肉紧张，皮肤下更没有蜿蜒走行的、搏动着生命的血管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操作流程背得再滚瓜烂熟，步骤做得再完美，都不如在真实的人体上，对这一呼一吸、一次心跳、一次肌肉的收缩保持敬畏。那是理论永远无法替代的，关于生命的实感。而我们的修炼，也才真正开始。

　　远航—独立值班的“至暗”与“黎明”

　　如果说规培第一年让我明白了“临床没有单选题”，那规培第二年给我的教训就是—我以为我学会了，其实我只是“看会了”。第二年，我陆续轮完了呼吸、心内、神内、内分泌这些大内科。说实话，每个科待两个月，常见病的套路摸了个七七八八：慢阻肺急性加重用抗生素加激素，心衰用利尿、扩血管、强心三件套，肾病综合征看白蛋白和尿蛋白定量，糖尿病用胰岛素和口服药物，脑梗死加阿司匹林和他汀……我一度觉得自己“差不多了”。可第二年下半段，轮转到全科医学科时，我独自上主白班。那是我从“跟屁虫”变成“负责人”的第一天。早上八点二十交完班，我刚坐到电脑前，护士站的电话就响了。我几乎是弹起来接的：“喂……你好，全科？”，护士老师简单的说到“2床血压180/90，要不要处理？”，我脑子“啪”地一下空白了。血压分级多少级？高血压急症还是亚急症？用硝苯地平还是硝普钠？口服还是静推？剂量多少？大脑混乱的我最终挤出一句：“……你等一下，我问一下我老师。”挂了电话，我心跳快得像刚跑完八百米，汗流浃背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——原来独立值班时，没人会在你耳边悄悄报答案。接下来的几小时，我坐在电脑前开医嘱，明明之前也跟着老师下过很多长期医嘱、临时医嘱，可自己从头到尾下起来，却总是丢三落四：开了降压药忘了开监测血压的频次；开了抗生素忘了开皮试；开了补液却忘了记24小时出入量。护士来来回回跑了三四趟找我补单。那天下午我打了不下十通电话给门诊老师，五句话里三句都是“老师，这个药……我怎么开？”。最让我崩溃的是抗生素的选择。呼吸科常用的头孢哌酮舒巴坦、哌拉西林他唑巴坦、莫西沙星……它们到底该如何选择。激素用甲泼尼龙还是地塞米松？用多少毫克？疗程几天？减量怎么减？这些知识点像碎片一样散落在脑海里，拼不成一张完整的拼图。而医患沟通，更是把我的“假面”碾得粉碎。一个慢阻肺的病人问我：“医生，我这病能断根不？”我当场卡壳，结结巴巴搬出一堆“气道重塑”“肺功能不可逆”的专业名词，老大爷听完一脸茫然，旁边的家属皱着眉反问：“你就说还能不能好吧？”我讪讪地站在原地，连个像样的比喻都打不出来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下班后都像被抽干了一样。幸运地是我遇到了张主任的教导，她教我做疾病的思维导图，从主诉切入，发散到鉴别诊断，再收拢到支持依据，最后落到治疗方案的每个环节，为什么选这个抗生素，为什么用这个剂量，为什么今天停昨天的药。那是我第一次感觉，那些散落的珠子终于有了绳子穿起来。从那以后，我养成了习惯：接诊每个新病人前，先在草稿纸上画个简略导图。问病史时，我不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而是有意识地追问症状的关键细节——头晕究竟是天旋地转还是头重脚轻？是晨起明显还是与体位变动有关？伴随恶心、耳鸣还是视物模糊？问既往史时，我会把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这几座“大山”一字不漏地写在最前面，强迫自己每个都问到。查体时不再从头到脚扫一遍完事，而是根据主诉有的放矢：怀疑心衰就重点听肺底湿啰音、看颈静脉充盈；怀疑脑梗就仔细查病理征和共济运动。慢慢地，下医嘱时我不再反复涂改，开药前会先过一遍：剂量对不对？肝肾功能看没看？相互作用查没查？医患沟通时，我开始学着用打比方的方式解释病情：“血管就像水管，堵了就得先通，通了还得定期维护。”病人听了点头，家属也舒展了眉头。第三年，我重新回到全科，再次独自管理患者。奇怪的是，当我一个人面对新入院的慢阻肺急性加重、心衰、脑梗死的患者时，耳边仿佛总有声音响起—呼吸科老师那句“抗生素用够疗程别随便停”，心内科主任那句“利尿剂注意看电解质”，肾内科师姐那句“查尿常规一定看镜下红细胞”，神内科师兄那句“头晕别都当脑供血不足”……那些曾经觉得啰嗦的嘱咐，此刻全像录音带一样自动播放，替我拦住了一个又一个容易踩坑的岔路口。我不再需要在接电话前深呼吸，不再为补开医嘱而反复道歉，不再在查房时语无伦次。我终于不再惧怕一个人接诊患者了。那扇我曾以为永远敲不开的门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已经被我轻轻推开了。

　　磨砺—疲惫、委屈与自我和解

　　如果说规培第一年让我明白了“临床没有单选题”，第二年让我接受了“你以为会了其实只是看会了”，那第三年，或者说贯穿整个规培最磨人的，就是那些无声的深夜和无端的委屈，它们让我在每一个筋疲力尽的时刻，忍不住问自己：这条路，真的选对了吗？印象最深刻的是消化内科的一个普通夜班。晚上十点，刚处理完白天积压的病程记录，值班室的椅子还没坐热，急诊就推上来一个腹痛的中年男性。捂着小腹、面色发白、额头一层细密的冷汗。王彩艳老师带着我快步迎上去，她一边问诊一边侧头对我说：“你来下医嘱，我查体，快点！”。我赶紧根据提示开抽血查血常规、淀粉酶、脂肪酶，开急诊腹部CT平扫，下禁饮食、补液。等结果、等影像、等签字、等护士执行，一圈流程跑下来已经十一点半了。患者疼痛有所缓解，安顿到病床上，我长出一口气，心想：终于可以睡了。我爬回值班室，衣服没脱，躺平，闭上眼睛，之后不久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我猛地坐起来，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，脚已经踩到地上。急诊平车推过来一个老人，嘴角还挂着暗红色的血渍，面色惨白如纸。陪护的家属声音发颤：“医生，刚才在家突然吐了好几口，唾液里有血……”。老师带着我快速测血压、心率、氧饱和度，开放静脉通道。凌晨两点，老人终于病情稳定了。凌晨两点四十，所有医嘱核对完毕，病程记录写好，家属签字确认。凌晨三点半，我终于拖着灌了铅一样的腿，一步一步挪回了值班室。我坐在床沿上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，连动动手指头都觉得累，身体疲惫到极点，大脑却异常清醒。我就那么坐着，不想说话，不想呼吸，甚至不想眨眼。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反复盘旋：我为什么要选这条路？为什么我要把二十多岁的青春，耗在无穷无尽的夜班、急症、写不完的病历和接不完的电话里？而另一个让我几乎崩溃的瞬间，发生在内分泌代谢科。我刚收了一个新入院的糖尿病患者，需要记录他正在用的胰岛素方案。我拿着病历本走到床边，礼貌地问：“您好，我想问一下您平时在家用的是哪种胰岛素？早中晚各打多少个单位？”。他的家属猛然转过头来，提高嗓门直接打断了我的话：“我们都是老病号了，打了几年胰岛素了，这还需要问我们？你们科里没有记录吗？什么都不会的实习生，叫你们老师来！”。空气像凝固了一样，我低着头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只憋出一句：“好的，我去叫老师。”，转身走出病房的那一刻，一股委屈、不甘、愤怒的情绪吞噬了我，我快步走到楼梯间的拐角，仰起头，用力地、狠狠地眨了好几下眼睛，把眼泪硬生生逼了回去。走廊里还有别的患者家属在等我交代病情，我没有时间委屈，也没有资格哭。那天晚上回到宿舍，我趴在桌上，第一次认认真真地问自己：是不是我真的不适合学医？为什么同期轮转的小伙伴们，有的已经能独立处理病人，有的在医患沟通时游刃有余，有的病历写得又快又好，是不是我天生就比别人笨、比别人迟钝、比别人慢半拍？这样的自我怀疑持续了很久。甚至后来每次单独去问病史，我都会下意识地捏紧病历本，心里泛起一阵发怵。怕被拒绝，怕被训斥，怕暴露自己的无知。那些优秀同伴的身影在我脑海里越放越大，而我自己的影子却越缩越小。直到某一天深夜，我已经记不清是哪个科、哪个夜班了，一个念头清晰地浮现出来：这应该就是规培吧。不是背不完的书，不是考不完的试，不是操作技术的熟练与否，规培真正的意义在于磨炼心性。它磨的是被当众质疑后，还能平复心情继续去敲下一扇病房门；磨的是凌晨三点半累到快虚脱时，第二天早上还能准时坐到交班台前；磨的是羡慕别人优秀、怀疑自己愚钝时，仍然能打开课本。

　　远行-写在规培结束时

　　我至今记得第一天来到山东医药大学烟台附属医院时的情景。九月初的海风还带着潮气，我站在一楼大厅的科室分布图前，像个迷路的小学生，全科办公室里和蔼可亲的老师们。是这所医院，用三年的时光，像教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，一点一点教会了我站稳、走路、乃至小跑。这里的一砖一瓦、一桌一椅，都刻着我的狼狈与成长。而这里的人，更是我这段岁月里最温暖的坐标。我忘不了呼吸科江占世老师的默默指导；忘不了消化科王彩艳老师的严肃点评，更忘不了全科的张凌云主任，是张主任教会我如何建立自己的临床思维，也是张主任一点一点教会我“什么才是一名合格的医生”。医院为我们提供的技能培训中心、每月的小讲课、教学查房、病例讨论、还有那间永远排满了人的示教室，都是滋养我的土壤。以前在课本上常常看到它这样一句话“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”，总觉得它是一句华丽的、适合写在医学人文课论文开头的格言，带着一种遥远的、悬浮的美感。可现在，三年之后，当我再一次默念这句话时，每一个字都沉甸甸地坠在心头。那些匆忙的瞬间像一颗颗不起眼的珠子，散落在三年的角角落落里，不发光，不响亮，但每一颗都有真实的温度和重量。它们让我明白，医学不全是教科书上的治愈率、敏感度和特异度，更多的是在真实的、活生生的、会疼会怕的人面前，你有没有弯下腰，有没有蹲下来，有没有认真地听他们把话说完。如今，规培即将画上句号。我的白大褂口袋里不再像以前那样塞满了皱巴巴的小抄和临时笔记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支笔和一颗比三年前沉稳许多的心。我不再害怕护士站的电话铃声，不再在开医嘱时反复删改，不再在查房时语无伦次。但我知道，这并不意味着我“毕业了”——恰恰相反，我只是刚刚拿到了通往更广阔战场的通行证。规培教会我的，从来不是某一个病的标准治疗方案，也不是某一种穿刺操作的完美步骤。它真正给的，是一套独属于我自己的临床思维方式：如何在纷乱的线索中抓住关键信息，如何在信息不全时做出当下最优的判断，如何在每一次失误后把它变成下一步的经验垫脚石。它还给了我一个更珍贵的东西——终身学习的习惯。

　　感谢山东医药大学烟台附属医院，给了我一张足够宽大的桌子，让我可以摊开所有的慌张和迷茫；感谢每一位在走廊里、在病床前、在示教室里揪住我耐心讲解的老师，特别感谢全科张凌云主任，她不仅教我如何看病，更教我如何成为一个有能力、有温度、有韧性的医生。规培即将结束了。而我的行医路，才刚刚开始。